它的疑知的倾向承接《道德经》的论点，但突出了主体如何沟通这一更深刻的难题，并以"齐物我"把外部价值冲突消解在内在心理平衡之中。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前提是，386199部队可以做什么？有人提出依靠他们去抵抗资本，还有人指望386199部队来复兴我们中国文明，这些目标都定得太高而很难实现，我们不妨从最基础的做起。因为边缘，因为被压抑着，所以我们只要给一点阳光他们便灿烂。
其次，乡村儒学应该总结梁漱溟等先贤的经验，探索重构乡村组织，以补充现有体制在情感和组织上的欠缺。协会或者讲堂成为乡村中的公共场所，在其中所有人都是自由平等的，谁走谁来都没有关系。造成当前农村老年人自杀最根本的原因是老人不被子女尊重，他们的做人尊严得不到保障。任何革命都是从边缘地带发起的，在资本力量无孔不入的时代做一些具有对抗性的事情，就必须要走到边缘群体中，农村是整体社会的边缘，386199这群人又是农村的边缘。在我看来，乡村儒学还是一种在尝试过程中的新生事物，其生命力和普遍适用性都需要通过时间和更多的成功经验的验证，而那种基于政绩考虑而进行的强制性的推行，都可能使乡村儒学难以真正成为乡村民众的自觉选择。
这就避免了过度单一性的劳动或工作对人的异化，避免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也实现了世代的传承及继替。进一步说，它的效应不限于乡村，在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乡村新一代将走出乡村而变成城市居民的趋势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受过儒家伦理熏陶而将其内化了的乡村居民，更容易成为温文尔雅的城市居民。这不仅对孩子们学人文有好处，而且对孩子们学科学有好处，对孩子们将来做人、立身行世都有好处。
应保障公民的各种权利及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需求，一定要靠法律制度，特别是这些制度的执行与落实。我们办国学班就是针对人文学科培养人才的弊病的。最近，余英时先生指出，大陆提倡儒家是儒家的死亡之吻。这岂能以破烂视之？ 清人李毓秀的《弟子规》有：弟子规，圣人训。
透过熊先生的书，我才从存在的感受上去重读中国经典，才真正在身心上有所受用。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
因为经典所以为经典，是不可超越的。对比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不得不说现代的儒家缺乏这方面的努力，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学习他们的传播精神，动心忍性，深入草根民间，以各种形式让儒学更加深入地走进我国广大城乡的家庭、社区、学校、企业、机关，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要结合实际，重新制定健康的礼仪。有两种儒家，一种是具有高度批判精神的儒家，这是真正的儒家，同时又有另一种儒家，是维护皇权的制度性儒家。邓先生的所谓新批判主义，对儒释道毫不讲道理的所谓批判，没有理性，也不讲逻辑，迎合了青年人的逆反心理，对理论、历史、现实缺乏具体分析。
因此，我主张取消中学的文理分科，在小学、中学语文教材中按循序渐进的原则增加古代文言文与古诗词歌赋的比例，希望孩子们在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打一点童子功，背诵一些文化经典，接受起码的做人之道，把根子扎正。 如果讲宽容，儒家要比基督教宽容得多 儒家网：余英时先生说中国思想史上有反智问题，说儒家有反智倾向，从董仲舒到康有为，或者说从孔子到如今的儒者，是不是存在反智倾向？尤其儒家的神秘主义或神秘主义心性论既有优势也有弱势，但与基督教等相比其优势不优，与科学思维相比其弱势甚弱，信念主义者往往也难以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地行动（反而容易党同伐异），神秘主义主导的儒家或儒学是否与科学精神不契？现代儒学如何注入科学精神？ 郭齐勇：余英时先生的这一讲法，我不敢苟同。应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问题，珍惜利用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以及一些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不能因私利而破坏了子孙万代的栖息之地。 驳袁伟时先生：国学经典是做人的根本，岂能以破烂视之？ 儒家网：您一直呼吁四书五经进教材，反对中学文理分科，引发了很大关注和很多争议。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澄清亲亲相隐等问题，就是希望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大众的反省，不要再回到秦始皇和文革时期等反人性的、鼓励告奸的暴政，儒学与民主政治可以很好的结合。根本上，要以中国的宗教为主体。
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中国大陆是中国文化的正宗、正统，唯其如此，更应以孔诞为教师节。
当前应建立各种社会保障机制，例如增加就业，大力帮扶弱势群体，关心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保障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各种权益，帮助贫困地区尽快脱贫等举措，有助于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孔子肯定、尊重老百姓的生存权与合理的私利，强调民生问题，并不一概反对私利，但反对以权谋私。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一方面，如有的学者指出，反方的观点十分幼稚荒谬，本不值一驳。这比今天我们笨拙的所谓管理，要有智慧得多。现阶段，在中国大陆谋求传统文化的复兴，如果没有官方推动，光靠民间努力，确实还不行。
政府应听基层老百姓的建议、批评，形成民意畅通的机制，政务是否公开透明，是能否政通人和的前提。而这方面，传统文化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可以用以对国民进行礼乐教化，提升境界。
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我认为，国民教育、中小学教育对一代又一代国民的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
当然，通论专论、通史专史是有必要的，帮助学生梳理一下。我在本科生时，旁听了萧公为研究生开的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课。
长此以往，一代又一代国民与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日渐隔绝，不知道如何培养人性、陶冶性情，整体的基本素养日渐下降，这是很严峻的问题。熊先生对中西哲学的评断可谓鞭辟入里，同时更重要的是，他的话都是从心臆中流出来的，是他的生命体验的结晶。相反，中国道教、佛教，后来传入的基督教，都吸收了儒家的礼，儒家的工夫，当然宋明儒也吸收了佛禅。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之最为紧迫的课题，一是经济与社会的科学、全面、可持续地发展。
反之，在社会交往与公共事务中不忠诚、不庄重敬业、不讲信义，不亷洁奉公即是大不孝。今天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也离不开调动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学传统。
现代大学教育应该恢复书院传统，经史子集不分家 儒家网：您培养了许多硕士、博士，您的体验或经验觉得培养学术大材、政治大材、礼教大材有什么困难？ 郭齐勇：我们的大学的体制，学科分割得太厉害，文史哲三分，在以上三分基础上，又有古今中西四分，甚至更细。中国儒释道有对立，但更多是相互宽容、融合，从未发展为宗教战争。
中国素以文教立国，有深厚的传统。他们从小都背过经典，接受的教育很全面。
他对传统文化有大量误解与歪曲，其批判也只能是隔膜的、不相应的、外在的这就是说：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与否，并不取决于领导者的善否，而是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善否。这是因为，追本溯源，社会规范系统变革、制度变迁的缘由，乃是生活方式的变迁。后来康有为讲孔子改制[6]，以此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撇开其学理上的不足，他对孔子政治哲学立场的把握是很准确的。
一、礼：制度文明 那么，何为礼义？我们先讨论礼的问题。礼更不仅仅指事神致福（《说文解字·示部》[3]）的祭祀活动，只不过祭祀在当时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4]，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关系及其在制度规范上的体现，故以祭祀作为礼的典型场景。
但另一方面，在他看来，任何具体的特定的社会规范系统及其制度都没有普适性和永恒性，而是随社会生活方式之转变而历史地变动的，这就是他所讲的礼有损益。即便德高望重、代摄王权、极为强势的周公姬旦，也是如此，我们从《尚书》关于周公的故事中不难看出这点：在重大问题上，他并不能独断专行，而必须与召公等人商议决策，甚至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尚书·洪范》[14]）。
这是公民共和，亦即公民分享政治权力，此乃现代民主的一项基本内涵。周召共和的社会生活方式渊源是宗法社会，其社会主体是宗族，其具体代表就是公、侯、伯、子、男等贵族。